写这篇序言，我用了一个晚上加第二天的一个小时。写之前我酝酿了很久，但是下笔之时似乎却是新的意思；写完之后又是好多天放不下，有几次晚上躺在床上还忍不住逐句默诵，诵着诵着突然想到某个词用错了，于是一夜睡不安稳，第二天一早赶紧去改过来。贾岛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时人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也有西方的作家说过：“写作是一件对于作者来说最最痛苦、最最困难的事情。”我真是有点儿可以体会他们的心情了。
写完序言之后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一是写之前准备的一些东西没有能够用上，二是在写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思考。这些未尽之言久拖未能动笔，因为总在怀疑写这些是不是有意义、是不是太矫情；而在拖的过程之中数次在读到社会新闻或者看到评论文章的时候想到这事情和我想写的东西有关系。这说明也许我想说的话还有一点普遍意义，更重要地是说明我心里还总是惦记着这件事。我现在发现如果心里想说什么话、或者想写什么东西就要赶快说出来、写出来，因为脑子容量有限，不把旧的东西腾出去，就装不进新的东西。--- 这些旧东西在脑子里转了许多个月了，耽误了多少新思想的产生啊！
两个重要推论
序言中的核心逻辑问题是思维是借助语言进行的，因此思维的高度受到语言水平的限制，所以中国古代可以以写作考试作为选拔官员的方法，不仅是要考察应试者的思想见识，而且他们的语言表达水平本身也能代表其思想的高度和智力的水平。 如果这个立论的基础是牢固的，那么将可以有以下两个推论。
第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会由于讲不同的语言产生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模式。
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历史进程等方面对民族性格和思维模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语言，一般认为是在某种民族性格和思维模式下产生的，然而人们可能忽视了相反方向的作用和影响。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读写中文的人所用的大脑语言区域与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是不同的，使用的区域不同可以部分成为思维模式不同的生理基础。我听一些会说德语的人说德国能出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是得益于德语的严谨。德语有着极其繁琐和严格的性、数、时、格的规定，因此每一句话的动词、名词、形容词都必须一一对应；同时德语还是一种很“土”和不浪漫的语言，它把每个词的含义都规定得很细很死，所以非常适合用来讨论哲学的概念。还有人说，日本之所以能维持那么严格的封建式的等级制度、下级对上级能那么无条件地服从，也是由于从小说日语。日语把否定词放在句子的末尾，而且否定句与肯定句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末尾的否定词。比如大人会对小孩说“这个冰淇淋你可以吃--- 不”，因此小孩子从小就要学会察言观色，还要乖乖地听大人把话讲完，从而练就了一身忍耐服从、不动声色的功夫。
人类的智力水平其实不取决于大脑的绝对容量和脑细胞的绝对数量--- 爱因斯坦死后大脑被取出做研究，结果发现他的大脑比一般人的要小。与智力水平最为相关的是脑细胞间的突触连接，也就是说脑细胞是怎样整合成一个网络的，网络的复杂程度有多高。大脑中的绝大多数的突触连接是在人的幼年时期发育起来的，而这个时期也是学习母语的时期。人的大脑神经细胞在人出生的时候数量就固定了，它们不会再分裂繁殖，只会因损耗而减少；但那时它们就像散布在地球各处的部落城邦，各自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同类存在。在幼儿认识世界、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大脑细胞被逐渐地连接起来，就好像在部落城邦之间架起了高速公路。路修在哪里、每一段修成什么等级是一个重大问题，我认为这个高速路网的规划会受到母语的语言特点和语言习惯的影响，比如母语所运用的大脑区域突触必然比较发达，而更为具体的生理机制在现有科学研究水平下还无从得知。经历了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幼儿时期，一个脑细胞之间的高速公路网建成了，并且被终生使用。承载着思维的生物电流如同川流不息的货运卡车在这些高速公路上飞驰--- 它们只能在有路的地方走，它们会走最近的路、最宽的路、最常走的路，而这也许就形成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因为我们的大脑路网在学习同一种母语的过程中建成。
第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母语的水平为其思维的水平设定了上限。
写下这个推论心里颇为犹豫。虽然从序言中的前提出发，这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 说到底，除了危急关头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也许它本就不在“思考”的范畴之内)，任何思考都是以某种语言来进行的，而对于绝大多数人和其余人的绝大多数时间来说，这种语言就是母语。语言作为思维的载体，其水平与思维的水平正向相关，一个人所掌握的母语表达的复杂程度、丰富程度和严谨程度成为其思维水平的上限。
然而要严谨地证明这个推论是比较困难的，其中一个困难是如何区分又如何衡量语言的水平和思维的水平。有没有不涉及思维的纯语言水平？脱离了语言又如何考查思维的水平？这实在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复杂问题。所以，写下这个推论并且如此措辞更多的是出于对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的反思，希望这个推论作为一种有一定道理和正确的可能性的理论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这些社会现象概括来说就是如今中国人花大量时间精力学习英语、却不重视中文，以致母语水平下降。有调查表明，中国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平均将一半以上的学习时间用于学习英语；而在最近复旦大学举行的中文知识竞赛上，夺得第一名的竟然是留学生队。如果说大学生苦学英语是受到出国、考研、求职、四六级的压力不得以而为之的话，那么现在还有更多其他年龄层次的人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疯狂英语大军。如今在大城市英语已经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而双语幼儿园也是火爆得一塌糊涂。我前几日看到一篇报道，讲的是四川成都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进入英语辅导班学习，成为最年长的学员。该篇报道的主题是赞扬老人家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但是文中也透露了她学英语的根本动机：老人家的儿子和儿媳为了时年四岁的小孙女学好英语，规定每天有一个小时全家人只能用英语交谈。最初，一到这一个小时老人家就得上街遛弯儿；遛得时间长了，老太太一咬牙一跺脚也去学英语了，为的就是能和自己的孙女说上话…… 还有一位12岁的大连小姑娘，托福考了640多分，其父母培养她的事迹立刻登上了多家报刊杂志。原来她从小学二年级起就辍学在家，其父辞职在家专门教她英语--- 她父亲并没有受过高度教育，他的英语也是自学而来。总之，闭门苦学五年，其间四处参加英语比赛、考四级、考托福，小姑娘终于考出了高分、考出了名。而她的父亲现在也成功地办起了一所英语培训学校，各地家长纷纷慕名而来，希望培养出更多的“英语神童”。--- 说起来，这位父亲、以及以后必然还会出现的前赴后继、痴心不改的家长们有选择教育子女方式的自由；奇怪的只是，这种无故长期辍学的行为竟然没有人来干预，因为他显然违反了《义务教育法》。
诚然，在一个日益开放、日益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学习英语是十分必要的。且不谈语言霸权等有过强民族主义色彩的问题，必须承认，英语确实是当今的国际交流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而且随着跨国公司大量来华投资办厂，英语也成为许多人日常使用的工作语言。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这种学习英语的方法是否对头？掌握英语是否能够以牺牲汉语水平为代价？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英语教学中的问题，网上出现了《误尽苍生是英语》等文章。目前中国的英语教学绝大多数是以应试为目的的--- 高考只是其中的第一步、一小步，更加厉害的是后面的四六级、考研、职称评定和各种资格证书。国外的大学招收中国学生时看你的托福、GRE成绩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现在即使你不出国，在国内想干点什么人家也要看你的英语水平证书。应试学习的特点就是要拼时间、拼精力、拼记忆，而这样重点突击英语必然要影响其他方面的学习--- 数理化、专业学习是不敢影响的，那么学不学无所谓的就是中文了。大概很多人都会想，反正是生活在中国，中文每天都要说、每天都要用，干吗还要花工夫学？外语那么难学才应该花大力气去学呢！可是我看，很多中国人从小学、至少是从初中开始学了那么十几年的英语也学不好，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中文水平不够。中文是母语，是思维的载体，是用来学习其他一切知识的工具。特别是学习外语，更是要经常地进行母语和外语的转换和比较。杨绛在《我们仨》里写到，她的女儿在高中时才从俄语转学英语。她给了女儿一本英文小说，让她在暑假里通读背诵；背下来之后英语的文法就基本搞懂了，此后只要扩大词汇量就行了。这样的英语学习就是建立在较高的母语水平之上的，并且有兴趣的引导，因而是事半功倍的。还有的人觉得学英语越早越好，要让小孩把英语当成另一种母语来学，甚至怕小孩先把中国话学好了将来就学不进英语了，就像前文提到的那个成都家庭。对于这种想法我的评论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疯狂”。
所以我看这个推论是很有必要写下来的。母语的水平不能满足于会说会写、认识常用字、能上网灌水。如果有一天同音字可以随意互相代替了，如果有一天地下挖出来的商鼎汉简上的字没人认识了，如果有一天人们要表达强烈的语气时必须拽过键盘来在屏幕上打出十个感叹号，那么中华民族的智力将要下降，中华民族的文化将要衰亡。
“辨”“辩”之辨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把我的网站命名为“忘言”。当初灵光一闪想起了陶渊明的《饮酒》中的名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觉得意境高远、回味无穷，而“忘言”二字似乎更有哲学的趣味在其中：真意自在其中，我想说出来、却又忘了如何说；道可道，非常道，以致我忘了如何道；然而我终究还是说了，说的是否是真意呢？唯有留待读者去品味。--- With these in mind，我“欣欣然，自以为得之矣”，于是决定将网站命名为“忘言”，并且制作了动画logo：“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I was to explain it, but words eluded me"。
之后我写下了序言，网站的其他部分也基本就绪了。就在我即将将网站正式发布的时候，忽然间又是灵光一闪，我突然问自己，有没有写错，到底是“欲辩已忘言”还是“欲辨已忘言”？陶渊明的《饮酒》诗在高中学过，但好像由于意思浅白，老师没怎么讲，课文注释里也没有过多的解释，所以我一直把最后一句理解为“想说却不知道怎么说”，那么当然是应该用“辩”字；可是“辩”字意为辩解、辩论，用在这里越发地显得破坏诗句高远的境界，好像倒是辨别的“辨”字比较顺眼了。手边没有合用的资料，于是我只得采用当今学问之必杀技--- 上网google之。我把“此中有真意”输入google，搜索到11100条结果，其中大部分用的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用在现代文里其意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的是形容某人说话支支吾吾、遮遮掩掩，还有的用在广告中表示观者一见他们的产品就会两眼发直、说不出话。终于我查到了“中华诗词网”(http://www.zhsc.net/)和“中国诗词网”(http://poetic.ayinfo.cn/)的资料库，算是找到了正根儿，果然用的是辨别的“辨”字。啊，幸好网站还没有发布，否则就贻笑大方了，我真是几乎吓出了一身冷汗。
再细看对该诗的赏析，原来这个“辨”字关系到此篇的主旨和一个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被广泛讨论的哲学命题，即“言意之辨”。该命题的核心问题是，世界与人生的意义能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语言能不能表达意义？语言在认识中起什么作用？一句话，语言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一是“言不尽意论”，一是“言尽意论”。“言不尽意论”似乎是魏晋时期的主流，一方面它上承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传》)和“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庄子·外物篇》)的看法，另一方面它也很符合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谈玄说远、崇尚无为的风气。“言不尽意论”者以嵇康为代表，他认为“言”是客观的标识和符号，它和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不是内在的、必然的；而“意”是主观的，是一种心灵境界，是超言绝象的，所谓“心不待言，言不证心”。① 陶渊明的《饮酒》诗可以说是为证明“言不尽意论”、或者说是与其非常接近的“得意忘言论”而写的--- 虽忘言而真意自在，得其意而可忘其言，所以说“意”是不依赖于“言”而存在的。“言不尽意论”对此后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文艺风格：文学上以言外之意、词外之境为高，艺术上不囿于形象、注重写意和传神，而两者相结合就造就了文人画“诗情画意”的传统。从这个角度说，陶渊明的《饮酒》诗在佐证“言不尽意论”的同时，它本身又是在“言不尽意”的思想指导下写成的，而且成为后世诗词“意在言外”风格的先驱和楷模。与“言不尽意论”针锋相对的是“言尽意论”，代表人物是欧阳建。欧阳建认为，“意”是客观的，“言”也是客观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本身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名称和语言，但是要认识事物，就必须使用名称，要表达思想，就必须使用语言；语言和思维之间具有必然联系，二者不可分离；而且“言因理而变”，语言是随着思想的发展而发展的。欧阳建的结论是“言能尽意”，他充分肯定了语言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的作用。②
妙啊，妙！“忘言”二字背后的这一篇宏论正是我在序言中触之表而不及里、有所感却未能发的一些思考。其实“言不尽意论”和“言尽意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用，关键在于二者所论的“意”并非同一个概念。欧阳建所说的“意”，是形而下的事物之理；嵇康等人所说，则是形而上的本体意义。前者所说，是主客体的认识问题；后者所说，是人的存在问题，境界问题。③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如我在序言里指出的，陶渊明的《饮酒》诗又可以拿来作为“言尽意论”的例证---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本身不也是“言”吗？若没有这一句、以及之前四句那样高超的语言，又怎能表现言外的不尽的意境呢？这些“言不尽意论”者哪一位又不是语言的大师呢？
所以说思维层面的“意”是与“言”密不可分的，思维是必须要以语言的形式进行的；而超越语言的意境也是存在的。意境并非不可说，对于意境的具体讨论即又回到了思维和语言的层面；但意境是不可说尽的，即使创作了其本意的人亦不能说尽。它涵盖极广、内涵极深，人们通过提高思维和语言的水平可以无限趋近于它的真谛，却无法在可预见的时间里达到它。也许，意境就是“意”超越于“言”、超前于“言”而存在的部分？奇妙的是，“意境”这一概念本身亦无法说得清，但是经过几千年文学艺术上的实践，国人对这一概念已有了基本的认同--- 虽然说不出，但也都知道大概是个什么东西。而这也更加说明了语言的重要性，因为如若没有对“意境”这一概念的基本认同，我们也就根本无法在“言”的层面上讨论“意”超越于“言”的部分。
那么这“真意”到底是什么呢？解了这诗中的言外之意，翻译时却让我犯了难。好在英文里有个万金油"it"，我便把logo中的英文翻译改成了"I knew it was there, but words eluded me"。
在学诗和读书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言意的辩证关系无处不在。许多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对此已有精辟的论述，我便不再多谈了。但同时我也感到，中国文学艺术中“言不尽意”的传统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那就是把虚的、玄的、不可说的东西抬到了过高的地位，重意而轻言。重“意”一方面是重意境，故弄玄虚；另一方面是重思想意识，比如新文化运动以后提出来的“文艺工具论”，即把文艺作品作为宣传工具，只看重其思想内容和道义主题，而忽视其文学艺术本身的品位，以致于事过境迁之后一时的名作迅速贬值，甚至由于社会政治形势的改变而完全失去价值。如此重“意”必然导致轻“言”，那就是轻视形式、轻视技巧。什么“大音希声，大象希形”，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什么“无剑才是真剑”，不一而足。我觉得这种倾向不仅限于文艺领域，它已延伸到中国人精神的方方面面，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模式，这也许就是中国的科技领先了世界几千年却在近代逐渐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一字一句竟引出了这许多的议论和思考。也许这就是陶渊明的真意，或者是他自己也不知的言外之意境。但愿我的序言和这序言之外的未尽之言是在趋近那真意的真谛，但言虽尽，意犹未尽。
①②③ “言不尽意论”、“言尽意论”的解释和二者的区别皆出自蒙培元先生的文章《“言意之辩”与境界问题》。该文将“言意之辨”写成“言意之辩”，陶渊明的诗句也写作“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其他所查到的学术文章两处皆写作“辨”。“言意之辨”是辨别“言”与“意”关系的讨论(辩)，这个哲学问题本身应当称为“言意之辨”，而蒙先生或指的是那场辩论，或可称为“言意之辩”。总之，“辨”“辩”二字一直以来有相当程度的混淆，陶诗作何字都可讲通，但写为“辩”易被简单理解为“想说而说不出来”；当今之人一知半解便拿此句来滥用，着实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