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青年人生活在希望里，老年人生活在回忆里；当一个人开始回忆往事时，他已经老了”。我信这句话，因为它对大多数人适用；我又不信这句话，因为它对我不适用。
我是爱回忆的，也爱幻想未来。回忆与希望并不矛盾，青年人的回忆有助于他拥有更美好的未来。人生恰如一条河，它一刻不停地朝一个方向流淌。过去和未来正像它的上游和下游，并没有明显的界线。而要想下游的水清，须从上游开始治理。我主张人人要写回忆录，但并非那些功成名就、行将就木之人对自己的歌功颂德。谁都不普通，每个人的人生都值得写，而且随时可以写—— 趁年轻写。若是在垂暮之年，回忆录也只剩下了怀旧的味道，因为已没有未来，缺憾都无可挽回，只有对往事无奈的哀叹。况且年深日久，浩繁的一生全靠那时回顾，许多事难免遗忘，特别是忘记了当时自己的感受和看法。毕竟，水流到入海口就有些晚了。
我在此时回忆这棋艺十年，一则时隔不长，记忆清楚；二则通过回忆与总结，使今后少犯错误，激励自己努力；三则以我十七岁之思想回忆童年，将来看时，既可忆幼时之故事，又可窥此时之心境。同时，这也源于我对自身的强烈好奇心，我想通过对往事的分析与反省，推知我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学棋究竟对我的成长起了哪些作用。
如此玄的开头，竟令我不知如何下笔写正文了，估计要写成个“大头娃娃”了。但那“大头”也是曾经那么普通的娃娃写出的。
我学棋时六岁半，1986年。那是一个渴求知识的年代，“被文革耽误十年”的痛楚仍在父辈心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他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施行，我这批孩子普遍被送进各种特长班。父母认为我天资不错，也希望培养我的一技之长。
我小时候最突出的特长是唱歌。父母的一个朋友是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本打算跟她学唱歌，但可惜那位阿姨英年早逝。父亲是个体育迷，原来练过田径，他也曾想让我练练体育，但我实在不好动。我还在东黄城根小学学过画画，那实在是个大玩笑。虽然我现在的手笔还颇有灵气，但那时的业绩却十分糟糕。这和我性格的转变有关。我现在可说是理智和感情并重的人，而那时是完全理性的。我画人头，完全按照老师说的方法：先打个十字，再把各点连起来，结果成了枣核形。可我宁肯每张都是枣核形，也不肯摸摸自己的脑袋，画一个圆。
上小学不久，离家很近的北京市少年宫招生，我和爸爸妈妈毫无目的地迈进了它的大门。那天报名已近尾声，转了一圈发现只有舞蹈、围棋、国际象棋还有名额。舞蹈被三人一致否定；爸爸认为国际象棋学的人少，并且正在起步，将来会更有发展。于是我们又回到靠近大门口的国际象棋室，我回答了几个问题后就回家了。问话的人就是我的启蒙教练姚振章。两天后来了通知，我被录取了。
现在看来，我入棋门虽属偶然，但绝对是一枚上上签。我那时的性格特点是情绪稳定，很少大哭大闹或者高兴得乱蹦乱跳；成熟懂事，安静胆小，听话而有主意、有心计，缺乏同情心。这些都在我的棋风中有所体现，并且也很符合对棋手素质的要求，这也是我虽然学棋不刻苦成绩却不错的原因。我是由理性的母亲用科学的方法培养到六岁的，所以这项抽象思维的运动对我确实非常合适。
与围棋、中国象棋相比，国际象棋的行棋规则最多，入门最难。我从一点不懂到可称得上“小棋手”用了一年时间。
教我的姚教练那时30多岁，但有点歇顶，显得比较老。他个不高，也不胖，脸上常带微笑，对小孩很和气、很耐心。讲课时，每个小孩旁边都有一个家长做笔记，下棋时也陪着。我爸就是与我一同迈入棋门的，我学他也学，我比赛他也去。他做了六年全陪，可以说他对我棋艺起的作用不亚于教练。学棋对我成长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使我有更多时间跟随父亲，这给我的性格中注入了较多的感性因素，使我多了一些豪迈之气、灵动之气。
其他孩子的家长也是如此。有的后来干脆辞了工作，干起专职的国际象棋教练；我爸后来也考了个二级裁判。在我结交棋友的同时，我爸也和他们的全陪爸爸成了朋友。(几乎没有全陪妈妈，可能因为象棋本身就是战争的抽象和微缩，女性天然地对它缺乏兴趣。)
第一堂课讲了基本走法后，姚教练让我们对弈。我和一个小男孩下，最后以我用兵吃了他的王而告终。甭管有多可笑，我赢了一生中的第一盘棋，或许是个好兆头。
那一年我好像没缺过课。每周日上一下午，周四放学后还有一小时。我因学校离少年宫远，周四下午学校特准我少上一节体育课。这对六岁的孩子来说也够累的了，但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怕苦的想法，一切都听家长安排。有一个星期四下午，天昏地暗，大雨瓢泼。爸爸有事，妈妈老远赶来，准时把我送到了少年宫。那天只去了两个小孩，另一个是个叫黄铳(羽中)的男孩，带他去的也是妈妈。姚老师非常感慨，表扬了我们。黄铳的妈妈就说：“本来我也劝他别来了—— 下这么大雨! 可是他不干! 他说：‘下刀子也得来’… … ”黄铳立刻嚷道：“我没说! 我没说!”
学棋三个月，我就参加了寒假的北京市比赛，懵懵懂懂地得了个第四名。父母把我的第一张奖状贴在屋子西墙的正中央，达三年之久。
1987年10月，中国棋院与航天部三院在丰台云岗开办了云航棋校，把三项棋各年龄组当年的北京市冠军集合起来进行半专业化训练，为将来进入专业队做准备。姚教练到那里带国际象棋队。我学棋刚一年，也没得过冠军，但因表现出较好的天赋，被特别批准入校学习。我在和平里一小的班主任程老师非常喜欢我，也很舍不得我。她专门为我举行了一个告别会，并送给我一个有全班同学签名的日记本和一本像册；每个同学都送给我礼物，装了满满一盒。但我那时，满脑子都是下棋和比赛，似乎并没洒下几滴眼泪， 就义无返顾地去了。
我们的棋校就是云岗二小院内的一排平房，我们在云岗二小上学。每天上午上课，下午练棋，晚上还练棋。周一早晨从棋院坐车去，周六中午回来。全校三名教练，一名领队，二十多名学员，其中六个学国际象棋。 棋校只有六个女孩，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现在我对于七岁那一年只有棋校生活的记忆。记的事情虽不很多，但留下的印象是丰富多彩的。其实那一年的生活再简单不过了。正如杨领队教导我们的那样：“在这里，下棋是‘一个’，学习是‘一个’，生活是‘半个’”。我当时听了很不服气：“生活怎么能是‘半个’呢？起码也是‘一个’。”可事实上根本过不了“一个”的生活。除了一日三餐集体去航天部食堂以外，我一周内根本不走出小学的大门。就是在那个院里，也只是在教室和宿舍之间一天走一趟，其余时间就在很小的范围内活动。所上的课只有语文、数学和体育，美术、音乐、手工等课全在下午，我都被“免修”了。没有电视，没有课外书，没有零食，没有音乐，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只有几本课本，和一盘棋子整天价敲。
如此枯燥的生活对一个七岁的孩子可能残酷，但我从来没觉得苦，没有过无聊和空虚的感觉。是因为年纪小，不懂得这些？还是因为强烈的上进心使我忘记了苦？我想兼而有之。那里锻炼了我的适应能力和自理能力，同时那种生活状态也令人敬佩—— 在很低的物质生活水平上，完全靠精神力量维持。而且远离父母和缺乏思想教育，是我的思想比较自由地发展了一年。后来父亲认为我的思想有点怪，可能和那时有关。
我是棋校里最小的一个，刚去时非常想家。家里虽然不富裕，可也比那里强得多。棋院很穷，每周接送我们的是棋院唯一的一辆车，人货两用，连门都关不上。航天三院也为经费扯皮，到后来根本不管我们了。那里经常停水，即使有水也浑浊不堪。厕所的墙和地上布满了蠕动的蛆，晚上还没有灯，因此我曾把手电筒掉进茅坑。夏天蚊虫成群结队，每个房间的天花板都是黑的—— 趴着一层苍蝇，轰都轰不走。第二学期食堂的冷库坏了，我们吃了半年发臭的鸡蛋，以致于现在我一吃白煮鸡蛋或者不加盐的炒鸡蛋就想起棋校的臭鸡蛋，感到一阵恶心。
对于训练，我印象不深了，反正我谁也下不过。但我从来不灰心，终于在一次车轮战中拼到夜里12点，赢了姚老师。我们队有六个人，陆星梅一个学期后走了，后来又来过两个男孩孔楠和李函，都只呆了很短时间。吴文辉是我们的老大哥，脸很长，扇风耳，非常稳重的一个人。我上初二时还见过他，他在北师大哲学系上大一，今年该毕业了。二哥肖伯翰，满头卷发，似乎还有胡子，长得像沙和尚。他在大家离开棋校后又呆了一年，后来就失去联系。三哥刘微波，有耸肩挤眼的习惯。他最淘气，也最有灵气，后来在赛场上战绩不俗，现在也在某名牌大学就读。师姐阎韫皎，肤色较深，现在也见不着了。 她虽大我三岁，对我却毫不客气。一开始她要我的糖，我就找比她还大的刘欣撑腰，才把她吓退。后来有一天她的蚊帐塌了，就逼我和她换床睡。结果可想而知，我被蚊子咬成了“满天繁星”。
他们常常外出比赛。有一次进城参加“花弃杯”（听刘微波说的，后来才知道是“花卉杯”），我年龄小，不能参赛，但也和他们一起坐公共汽车回来了。我和刘微波挨着坐，忽然间一股恶臭冲鼻而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路过一个大粪场。可是走了好半天，依然臭气熏天。我问他：“怎么还没过完呀？”他说“快了快了”，然后极不自然地转过头去。车到终点站，全车人都下完了，刘微波才蹒跚而来。我刚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味道—— 我才明白真相。刘微波被两位师兄不由分说地架到了旮旯，我赶忙贡献一卷手纸。后来阎韫皎报告，刘微波下车时从裤腿里掉出少许，还被一个行人踩了一脚。
棋校的老师、同学挺关心我：围棋翟教练管我叫“小萝卜头”，成天逗我玩；云岗二小的阎主任把我接到她家里住，搬出一箱子《故事会》给我看；下围棋的女孩海亚男摔了我的铅笔盒后，大姐姐赵培拿出她的笔让我挑… … 但我仍是孤独的。我学会了一个人呆着，学会了独自坐在台阶上，在稀疏的树影里想事情，想很深奥的事情… …
二年级暑假一到，我去参加北京市比赛，夺得女儿乙组冠军（10岁以下组）。同时父母决定让我从云航棋校转学—— 这是比决定进入它更伟大的决定。因为那一年学习也是“半个”，如果再呆下去，我就无法走上读书的正常轨道了。
云航学艺一年，给我棋艺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一年与大孩子、男孩子的接触，去掉了我的娇弱之气，使我更加胸怀大志。尽管付出许多代价，我永远为那段经历而自豪。
三年级开始到四年级寒假的一年半里，我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安棣，每次比赛都是我们两个人的争夺。这一段先按下不表，先叙述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从棋校回来后，妈妈一面强制我补习功课，一面给我联系学校。颇费一番周折，又经过考试后，我进入史家胡同小学，又回归丰富多彩的生活。学校很好，又在妈妈单位对面，很方便。就在这一切刚安顿好的时候，棋院来人了，要招我入专业队。
那就意味着再次抛弃学业，以下棋为今后的职业。谢军毕竟是几百个专业棋手中才出一个，如果不下到那份儿上，别的也耽误了，将来能干什么呢？虽然我当时才八岁，但我对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我知道我不适合干专业，我承受不了那么强的竞争。父母当时没有表态，但显然很有保留。于是我旁敲侧击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从那时起，我明白自己更爱读书。也是从那时起，我和父母正式把国际象棋摆在了“业余爱好”的位置上。很多事情，作为爱好不仅有乐趣，而且能促进主业；若当作专业，则会兴味索然。所以一定要把“业内”和“业余”分清。干不了喜欢的专业不要紧，不妨业内养家糊口，业余建功立业。
闲话少说，再叙安棣。她比我大一岁，学棋晚一年。她天资很好，又知道刻苦。而我那时刚从棋校回来，一下投入到各种各样的活动中，突然发现自己不仅下棋行，很多方面都行，但下棋占去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而且随着我自我意识的觉醒，我发现下棋都是父母给我的安排，就从心里产生抵触。于是我开始厌恶下棋，练得很不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几乎赢不了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棋风相近。我下棋谨慎准确，沉稳有余而锐利不足，对付棋风凌厉的对手很有效果。可安棣比我还沉稳，是那个年龄的棋手中少见的慢性子、牛皮糖。她身体不好，脸上总是没有血色地白。坐在那里沉默寡言，我不记得和她说过话。
1988年暑假的“金钥匙杯”，我们都一路过关斩将，在最后一轮中相遇了。那次比赛没用计时钟—— 谁也没想到我们这么大的孩子还需要棋钟。别的棋顶多半小时就收场了，可我们这盘棋直到5点40还难解难分，双方都陷入无止境的思考。夕阳的光辉直射到墙角，我爸在廊下抽烟，她妈妈在门口等待；两名裁判出去商量了一会儿，告诉我们要开始计时，一步棋一分钟。我从没走过限时棋，一时非常紧张，本来稍显劣势尚可支撑，却很快败下阵来。
那次失利原本没对我有什么震动，但几个月后，《学与玩》杂志登出一篇介绍安棣的文章《“慢棋大王”夺冠军》，记述了那盘棋的经过，并把事实歪曲得一塌糊涂。文中说安棣的对手是一位比她大好几岁的少年棋手，刚开始非常傲慢，不把她放在眼里；后来见难分胜负，慌忙提和，双方教练也建议和棋，而安棣坚决不答应，直至获胜云云。我看后哭笑不得。我觉得安棣这人还不错，这一定是她的急于使她出名的母亲所为。但我从此下了决心，要凭实力证明谁是真正的冠军。
我就像一个红眼的侠客，四处寻找着仇人。终于我执白胜她一次，并且发现她的棋艺没什么进展。一年后的全市比赛中，我们又相遇了，这次我执黑。我做了充分的准备，走得非常硬朗。可还没走几步，安棣说她肚子疼，疼得直不起腰，她妈妈连忙扶她出去，裁判停了表。我当时很不服气，觉得起码应该走她的时间，甚至怀疑她是找借口出去翻棋谱。过了好半天她才回来，依旧怯弱不胜的样子；我却毫无惜香怜玉之心，杀得她片甲不留。最后她捂着肚子走了，从此再没出现在赛场上。
现在回想，那英雄迟暮的心境是否也可悲可叹？好在“牛皮糖”是不会被轻易嚼烂的。安棣后来上了八中的少年班，然后在八中就读，比正常学习的进度快了两年。她前年高考，我还看到她获“舒而美”奖学金的消息。所以，我很高兴我结束了她的国际象棋生涯。
从四年级寒假到五年级暑假是我收获的时节。我的棋艺更加娴熟，比赛经验更加丰富。那段时间里，我的每个寒暑假、甚至六·一儿童节都被比赛占得满满的。全市的、全国的、少年宫系统的，从女儿乙到女儿甲、到少年组、直至成人赛，我弹无虚发，次次披金挂银。但坦白地说，我的棋并不好。
如果说棋校一年使我有质的飞跃的话，此后我一直是量的积累。我可能掌握了更多的开局套路，我可能更精于计算，但并没有悟到更高的境界。
离开棋校后，我又回到了少年宫，教练是柳玉栋。他和姚老师的风格迥然不同。他不到50岁，但满头花白头发，都有两寸来长，向各个方向随意伸展着。他腿有毛病，走路一拐一拐的；说话也有点结巴。但他脾气非常急，常常冲小孩瞪眼睛。他原来是中国象棋教练，因此下起国际象棋来绝无成套约束，上来就大杀大砍，一往无前。他一得意起来，说话就没边儿了，因此我爸送他一个外号“假大空”。总的来说他是个好人，但不是人人都说好、时时能说好的那种好人。
柳教练不喜欢讲课，再加上他还要辅导一批刚入门的小孩，我直接向他学的机会很少；况且我也学不了他那种方法。应该说我在少年宫学已不太适合，要想有所突破只有进专业队，不再“业余”，那又是我所不愿的。于是我就尴尬地夹在那里，又加上星期天上午的数学奥校使我身心俱疲， 所以更加厌恶下棋。平时我从不主动摸棋，每次去训练的那种一万个不情愿的心情仍铭记在心。但我不敢直说，有时假装睡着，逃过一次；有时跟爸爸说我总做噩梦，就能获准休息一次；偶尔父亲不在家，我就哄哄母亲， 免掉一次。
尽管如此，我在全市同龄女孩中的成绩还是最好的。当我告诉别人我学棋不努力时，他们会惊讶地问我：“那你怎么会比赛成绩那么好？”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大概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我的棋不精彩，但是实用。就像大连万达队，比赛场面不那么好看，胜率却很高。而一些可能很有才华的棋手却像北京国安，往往一直压着对手打，却一不留神遭受偷袭。我下棋常常是前半盘艰难挣扎直至对手被消磨得没了耐性，我也避过了风头，抓住对方的破绽，一举获胜。
第二，我具备棋手的良好素质。父亲评价我是“比赛型”选手。我一上赛场立刻能全神贯注，完全进入状态。我下棋时头脑冷静，宠辱不惊，脸上从来没有表情，走出赛场时连父亲也看不出我是输是赢，所以我能把平时所学完全发挥出来。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父亲的巨大帮助。小棋手几乎都有家长陪着参赛，因此我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家长。他们有的急躁武断，孩子输棋后立刻当着众人发火；有的恨不得替孩子上场，一位父亲甚至趁女儿出来上厕所时，进女厕所支招；还有的不太懂棋，只能说些泛泛的安慰话。我敢说我的父亲是最称职的。他既深刻地了解棋，又深刻地了解我；他既做长远的规划，又做最细致的准备；他给我选购棋书，购置电脑，同时不忘每次训练一个软包装饮料，每场比赛一桶易拉罐饮料。六年里，不论赛场多远，都是他蹬车送我。路上他会给我详细分析当前形势，指出我的优势、劣势，帮我制定对策。我下棋他从不进去看，但总在不远处等着我。无论是胜是负，走出赛场，总有爸爸宽厚的胸膛迎接着我。有时他也发火，但都是有道理的，这对于他那样的性情实在不容易，这源于他对我深情的爱。这份爱，激励着我在一次次比赛中奋力拼搏。
那一时期北京与我水平相当的同龄女孩有金晶、丁婷婷、杨宇、孟娜等几人。我们在市内比赛中互有胜负，但就全国比赛的成绩而言，我可谓独占鳌头。特别是去外地比赛，我总能有所收获。这可能和我小时候去的地方比较多，使得心境开阔有关。我自两个月起坐火车，经常往返于北京济南之间，因此一听说去另一个城市我就兴奋，丝毫不恋家。当你快乐的时候，好运气也自然在身旁。
1990年寒假，我第一次去外地比赛，是去镇江参加全国调赛。一百多人参赛，不论性别年龄混合比赛，最后按瑞士制分组记分。那是我参加过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比赛，许多参赛者如诸宸、章钟、余少腾、殷浩、李若凡，现在都成为棋界的中坚。在一个木地板的大厅里，各地少年精英捉对厮杀，大战十三轮，历时十余天，真可谓是一件盛事。
同去的有丁婷婷、李晓鹏、李沁、石博、蔺宇和他们的家长，以及柳教练和他儿子柳攀。当然还有我爸，他是唯一看好我的人，他要求我在心理上压住对手。所以第一盘棋，我在我的比赛生涯中唯一一次趁对手思考时到别人的棋桌旁转悠。结果我赢了。但在复盘时柳教练把我大骂一顿，因为我去转悠时，局面上正有一个大破绽，幸好对手没发现。那天柳教练快气疯了，不仅因为全队只赢了两盘棋，而且 因为石博那一盘始终没易位。当问他原因时，他答：“我爸说高水平棋手都不易位。”
之后我颇顺。第二盘又胜；第三盘遭遇上海李弘，一个男A，一个女D，水平悬殊，经过一番顽强抵抗败下阵来。然后又是一胜一和。而同期我的队友都出师不利，只有蔺宇还稍好。据说他赛前请了一尊小济公，时时带在身边。有一局形势不好，想起济公落在房间里，急忙飞跑上楼取济公，方才化险为夷。之后他被柳教练训了一通，但实际上棋手没有不迷信的。倒不是说他们一定会烧香拜佛，他们往往会特别注意某些细节，总结出哪些东西幸运、哪些使人倒霉，以后就不敢越雷池一步。
中间休息时我们横渡长江到扬州痛快地玩了一天。不知是我得意忘形，还是扬州的风水不好，回到镇江后我连遭重创。先是输给河北苑丽丽（她获得那次比赛我那个组的第一），又在熟悉的马歇尔反击中入了广东余少腾的圈套，二十多回合便被迫投诚。后来据李沁的爸爸讲，在我和余下棋时，他发现我局势不好，想暗示我出去换换脑子，但我死盯着棋盘，根本不看他。他干脆踢我的腿，可我毫无感觉。
我太聚精会神了，以致脑子都麻木了，那是坏到极致的状态。当我从赛场走出来时，迎接我的是父亲愠怒的脸。他粗暴地把我拉回屋，关上房门，跟我单独拆棋。他不时用非常难听的话骂我；我大气不敢出，努力避免着最坏的结果。可是终于，父亲忍无可忍，一个巴掌重重地贴在我脸上；从他嘴里说出的不是难听的字眼，却是一句：“咱们不是来白交学费的！”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疼，我的耳朵“嗡嗡”地响，我的心在体味着这句话—— 原来这样的机会不是白来的，它是父母用辛勤的劳动挣来的。两个人来回的费用，还有爸爸请假两周扣去的工资，几乎相当于全家两个月的收入。我的眼泪“刷刷”地流下来，视野也模糊了。我只感到被紧紧搂住了，耳边响起父亲忧伤而坚定的声音：“这学费咱们交了！这学费咱们交了！”这是父亲唯一一次打我的脸。
以后的几轮我正常发挥，获得了女子D组第二名，是北京队里唯一取得名次的。那次比赛是真正硬碰硬的，它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不能抹去。
五年级的暑假，我马不停蹄地参加了三个比赛，获得两个全国第二，一个全市第一。那是我棋艺生涯的顶峰。
首先是呼和浩特的“广播杯”业余大师赛，是成人比赛，也有个别少年棋手参加。那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了。我一上来先三负一和，几乎坐到了最后一台。连父亲都对我失去了信心，宣布不再去赛场了，因为他“怕受刺激”。而我本人 倒未受刺激，依旧悠然地去比赛。正如胜利给我带不来太大的喜悦一样，失败也不会给我带来太大痛苦。从第五局开始，我连胜四盘，最后一盘与前上海冠军下和，终于打到了少年组第二，消息还上了报。
我的最后一次远征是参加青岛的“金钥匙杯”。正如海边温和的气候，那是最顺利的一次比赛。我只输给上海的陈中敏（上日下文）—— 其实也无意赢她，获得第二名。那次我觉得对手们不像对手，而像朋友，大家在石老人的金色海滩上玩了一天，游泳、烤肉串，特别开心。父亲自小长在青岛。他带我在那个独具特色的城市游历，边走边给我讲他童年的故事。所以青岛之行倒忘记了棋，忘记了比赛。
征战六年，下过的棋不知有几千盘，绝大多数是输棋，印象不深了。但有三局棋，至今记忆犹新，恰巧都赢了。
90年镇江调赛第四轮我险胜南京张榛，可谓最侥幸的一盘。张榛是个有趣的男孩子，棋下得很灵，可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此前我在北京见过他，他总是用沙哑的嗓子和南方口音叨念着广告词“蟑螂死光光”，我爸干脆叫他“死光光”。我与他鏖战至残局，我剩一后，他有一后一兵，我已必败无疑；更糟的是我的时间快“死光光”了。当时赛场上没剩几局了，一大堆人围在桌旁看他如何叫我“死光光”；他也得意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腿。我的脑子还算清醒，走了一步打将兑后的棋，希望兑掉后有机会求和（虽然我已算出那仍不能阻止其兵升变）。张榛在尚富余一小时的情况下，甚至比我还快地走了一下王。我简直不敢相信天下还有这么便宜的事，迟疑了几秒才吃掉了他的皇后。张榛急忙探过身看，接着马上说：“输了，输了！”就跑开了。围观者都目瞪口呆；我绝处逢生，却也惊魂不定。我甚至替他感到惋惜：即便没有皇后，再坚持半分钟，我也会因超时而被判负的。
说到我下得最好的一局棋，当推91年“天坛杯”的最后一局。那次比赛各路高手都聚齐了，而我前半段并不出色。最后一局执白对丁婷婷，她夺冠形势大好；我则只有取胜方可问鼎，平则第二，负则第三。比赛地点在天坛神厨的东厢房里，青砖墁地，花木窗棂。我不知从何而得灵感，一扫往日萎靡棋风，周密部署，合理安排，发动大举进攻。我调动了全部子力，甚至还弃了子。丁婷婷下棋惯会搞心理战，总有些小动作分散对手注意力，以前我很怕她；可那天，她的“动作”只让我看出她的虚弱—— 我什么都不怕，完全处于不要命的状态。结果我一气呵成，长驱直入，力擒黑王。全盘不过三十几招，步步紧凑，招招进逼，简直不像我能下出的棋，而更像棋谱上的经典对局。刚在对局记录上签完字，我一反喜怒不形于色的常态，狂奔到游廊上。也顾不得父亲正在和丁婷婷的爸爸说话，我就大喊：“我赢了！我是冠军了！”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现在仍在激动着我的心。
然而这都不及最险的那一局有故事。有一年儿童节，朝阳区少年宫举办了一个“京都杯”比赛，参赛者不多，水平也不高。头一天比赛，我费了半天劲才找到赛场，几乎迟到，却发现首局即对梁婷，而且还是后手。她与我基本算同一水平，但我以前从未输她；可那局棋我明显感到吃力，因为我掉进了她早已准备好的开局陷阱。我凭我的经验和 她周旋，局面却越来越紧。正下到关键处，她离开了房间，下楼去了。我透过窗子，看见她在操场上，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胖男人正在给她讲着什么。那个人叫刘明琦，正是比赛的组织者。我感到不仅梁婷的开局，连这盘棋、这次比赛，都是一个大阴谋。后来我苦苦忍耐，一点一点化解掉白棋的压力，终于反败为胜了。此后我保持全胜，得了“京都杯”冠军，颁奖时刘明琦几乎气急败坏。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个中缘由。梁婷是一个长着圆圆的脸蛋的可爱的小女孩，却很少笑。她爸爸是个体户，忙着挣钱，她比赛时总是妈妈跟着。她妈妈给人另一种感觉：长脸，尖下颏，脸上浓装艳抹，衣着华丽夸张；左手有残疾，永远揣在衣兜里。她妈妈身后又总苍蝇似的跟着刘明琦。他原先在体委，因生活作风问题下放到少年宫，却仍不思悔改。柳教练去梁婷家时就曾撞见他在那里。梁婷原来是柳教练的学生，后来干脆就跟着刘明琦。“京都杯”其实就是为梁婷办的，他想以此向梁母女献礼。但我毁了他们的计划。此后梁婷在赛场上销声匿迹了，她的棋也被毁了，但决不是我毁的。如今我回想那盘棋，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痛心、惋惜、以及更多的思考。
体坛上有一个怪现象：许多优秀运动员不得善终，在告别赛场的最后一次比赛中遭受惨败。也许是不知不觉已走了下坡路，却总认为“自己还行”；也许是太期望有一个辉煌的结尾，反而事与愿违；也许是被别人抬得太高，忘记了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也许自己心里已经腻烦，却总有人对你说：“就这一次，最后一次… … ”体操王子李宁在汉城滚鞍落马，悄悄告别了赛场。而我这个在棋坛上翻腾了五年多的老将，最后一次表演也摔在了地上。
六年级的暑假，也就是上初中前的暑假，照旧安排了比赛。别的孩子，即便没考上理想的中学，家长起码也得象征性地带他们出去玩一回。而我，保送上北京二中，得到的奖赏却只有棋。那时我对棋厌烦透顶，但无力反抗。我受的教育太正统了。我除了棋书和课本 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书。由于下棋我没时间跟别的小孩玩，所以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家离学校远，又没有电话，同学也找不到我。因此除了下棋，我无事可干；没有父母的安排，我无事可干。
为了准备那个全国比赛（名字忘了），近一个月时间，我天天去崇文区少年宫训练。以往我从没准备 得那么认真和充分过，但开赛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我有不祥的预感。赛场里没有了熟悉的对手的身影，只有一群欢蹦乱跳的小豆子。我过去习惯于作选手中最小的，可这时突然成了巨人，感到特别孤独。结果我见谁输谁，棋下得要多臭有多臭。望着一个个生气勃勃的对手，我不禁想起当年痛斩安棣的那一盘。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我不由也生出英雄迟暮的感叹。
那次比赛遇到一位故人，是温州的卜远虹。镇江调赛时我第二，她第三。我很快输给了她，然后我告诉她我是调赛的第二名，我认识她。听后她十分惊讶（大概惊讶于我的棋之差），又问我调赛成绩那么好，为什么不干专业。我说我喜欢读书，她表示不理解。我笑了，心里感到宽慰：毕竟下棋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读书上学才是我更喜欢、也更擅长的。
就这样，我在棋艺生涯的二十次比赛中第三次没有取得名次，有些遗憾、同时又充满希望地告别了赛场。上中学后，尽管父母没有明确说不下棋了，但我们凭着某种默契，谁也不提它，谁也不动它。离开了枯燥的棋谱和残酷的比赛，我走向了成长的新阶段。
初中三年，我几乎没摸过棋，大概是出于逃出牢笼的自由感和报复父母的快感。可近来，返朴归真一般，我总想摆弄摆弄它。毕竟我只告别了赛场，而没有告别国际象棋；毕竟这是一方常人不懂的、我所独有的天地；毕竟这里有我的辉煌的历史和辛勤的付出。这就像人到中年，发现平平淡淡才是真，忽觉昨是而今非。的确，棋艺十年，使我仿佛经历了一回人生。
曾经考虑是否把文中提到的棋友的名字隐去，或者用字母代替；但是写出来才发觉这是多么难，因为那是一段太真实的历史。文章里写到我们幼稚可笑的经历，有些甚至是不那么光彩的—— 朋友啊，希望你不要在意！那是我们共同的成长历程，那是出于我的一颗纯真的心。
这几年又知道了一些老朋友的去向。
大哥吴文辉从北师大毕业后去了中科院的一个单位做秘书一类的工作，不知道跳槽了没有。好心的赵培姐姐很早就随家人移居德国，而摔我铅笔盒的海亚男也没有做专业棋手，并且改掉了暴躁的脾气。刘微波上了上海财经大学，去年毕业，不知道去了哪里。丁婷婷和刘微波一届，去年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出国、保研、工作，不知她选择了哪个。李沁和我从初中、高中、大学都在同一个学校，他家里我家也很近；他现在仍在北大生科院环境生态专业，今年毕业。那个当年不易位的石博，初中毕业就去了美国，今年该从康奈尔大学硕士毕业了，他两年完成该校的本科学业，据说是该校历史上最短的。
章钟、余少腾、殷浩、李若凡以及当时活跃的少年棋手宋夷、曾蓓等人现在都已经是国际大师和国家大师了，诸宸更是成了新科世界冠军。他们大多数已进入大学学习，同时保持着专业棋手的身份。其中殷浩和我有一段特殊的缘分。上初一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晚会我被邀请去演一个节目，由真人扮演 的棋子在一个很大的棋盘上表演，而下棋的就是我和殷浩。那盘棋我输给了殷浩，不过这当然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一次我也发觉他是个精灵古怪的男孩，聪明劲儿远胜于我。之后一直没见过他。我上了北大之后，每年都被拉去参加和清华大学的“京华杯”棋牌对抗赛。大二那年比赛之前我被叫去参加训练，一进屋看见一个头发染得黄黄的个子不高的男孩。有人向我介绍：这是咱们请来的高参。黄头发男孩也没抬眼看我，继续讲棋，可我总觉得他象是殷浩。直到棋讲完了，他抬起头来对我说：还记得我吗？真的是殷浩。我问：你现在在干什么？他说：在上海一边上学，一边下棋。然后他又说：还是你这样读书比较好。说完，他又飘飘地走了。还是那么精灵古怪，只是眼中多了几分忧郁。
与我最有缘的是安棣。等我考上大学才发现，她成了我的正牌大师姐—— 与我同校、同系、同专业，比我大三届。她可比小时候变多了，变得活跃健谈。我上大一时她已经四年级了，临毕业时我到她宿舍和她聊了很久。那时她是快乐的毕业生，而我是迷茫的小朋友，向她诉说了许多有关学习和未来的困惑。她毕业后去了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不错的学校，现在应该仍在那里读博士学位，也有几年没联系了。
还有更多的朋友失去联系了。你们在哪儿？还记得我们当年在一起拚搏、一起玩耍的事情吗？还记得我们难忘的棋艺生涯吗？不管你们是否还记得我，我永远祝福你们！
—— 作于1997年8月，2002年3月录入并添后记